人物介绍：邓康延，1977年考入联众棋牌游戏地质系。1982年开始在各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译文。其中多篇获奖。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代表作曾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代表著作《常常感动》、《老照片新观察》、《老课本新阅读》等，纪录片制作《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六十年三地歌》、《重返野人山》、《先生》、《民间》、《黄埔》、《盗火者》等，多种著作及纪录片获国家级奖项。
“1992年8月26日，那天是我生日，才来深圳半年，守着办公室电话无人可打，就上街想找一个小酒馆，却见满街张灯结彩在庆祝生日，当时我就自嘲：哎呀，这个城市对一个新来者都这么热情。”邓康延回忆道，“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这只是一种巧合，但骨子里，深圳也是我的城市。”他来深圳之前，在南昌出过处女作诗集，点题诗“远方不远”的后两句是：“其实，只在一步之间，远方不远”。
摄制组和赵振英老人一同去腾冲，办登机牌时，邓康延发现与赵老竟是同一天生日啊，8月26日。他们不禁拥抱。“老人1937年20岁投笔从戎，历经磨难，如果我们生在当年，不也是相似际遇吗？”
国殇墓园的墓碑成排、成连、成营地立在山坡上，铺满9000多将士的壮烈。老馆长李正说，当年英烈的骨灰都搀合在一起，分不出来，很多姓名都不知晓。听着赵振英老人唱黄埔军校歌，看着满山斑驳的墓碑，大家泪眼婆娑。
“一位腾冲老兵指着他名字的墓碑说：开仗前，大家急惶惶穿错衣服，所以死在这儿的是有我名字的衣服和战友，活的是我……”邓康延回忆起镜头中的那一幕，依然唏嘘。“每次采访完老兵，我们留一点儿钱，他们的感激让我们羞愧，他们可都是当年挺身国难的英雄啊。”
在剪辑《发现少校》时，从美国档案馆得到南京受降仪式的一段影像：一位军官正焦急地指挥。编导惊喜地高喊：“赵老！”之后几天，深圳企业家王石与一些房地产商聚会，让邓康延放一段《发现少校》的预告片，看完60多年后发现的赵振英的老影像，王石带头站起来鼓掌：“奇迹啊！”
受大家鼓励，赵老于2010年开设了个人微博，讲述抗战亲历，吸引了数万粉丝。2014年7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抗战纪念仪式上，向轮椅上的赵振英老人弯腰握手。
《发现少校》获得美国休斯敦电影节金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银奖。在制片人邓康延看来，此片最大价值是在赵振英老人有生之年证明了：他不是罪人是英雄。
记录深圳
“我觉得，这就是深圳给我的机缘”
“1981年，这里是一片荒芜海滩，逃港者的脚印还烙在海滩上。三十年后海滩消失，已成繁华的万象城。”2011年9月2日，越众影视制作的纪录片《从照片开始》首播、图片展在万象城揭幕，9位深圳著名摄影师的拍摄生涯和作品，重现当年现场。
“他们在见证历史时，成为历史的部分，我们又见证了他们，一起为深圳留下记忆。”邓康延说起“深圳摄影第一人”何煌友的一张照片，里面记录了边防军警、军犬和民兵去追捕逃港者的情境。“展览地万象城曾是追捕逃港者的发生地。”几年后的2014年，他在欢乐海岸举办黄埔军校展《惊涛伟岸》时，也得知当地海岸清淤发现了几十具逃港者的遗骨。在制作纪录片《深圳民间记忆》中，他有一句贴切的感悟——正是因为这些逃港者们不顾生死前赴后继地用脚投票，才为深圳带来了空间。洞彻民情、理解逃港者的邓小平深知，深圳的发展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
邓康延在《民间》的一个活动现场。
《深圳民间记忆》是为深圳30岁生日准备的礼物。邓康延认为，每个民间个体都是城市最丰实的血肉。应当摈弃宏大叙事，采用民间话语。镜头下，移民创业者的热爱和艰辛，拼搏后的收获或失落，都在真实呈现。2009年广州纪录片大会，该片获得国家十大纪录片奖，主持人在念了央视、上海卫视、北京卫视的获奖名单后，一个停顿：噢，这里还有一个民间机构获大奖，深圳越众影视。“那一刻我几乎泪盈，这是深圳之魅，也是我们之幸。”
越众影视先后制作了《岁月山河深圳人》、《迁徙》等本土历史作品，也纪录着当下，跟拍一两年12家深圳民间组织的《民间》：山地救援队打捞尸体时的惊险与哀伤，上万人“百公里”昼夜行走的壮阔和路旁几千义工的平实，自闭症孩子及其父母的不幸与自救，以及关爱老兵网、自造翅膀的人、无线电火腿族、后院读书会、三叶草故事家族、深圳猫王、蓝色海洋环保、原上草广场艺人……民间的拍摄者追溯民间组织，展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他们以热爱为组织，构筑人间山水。当我们拍摄自闭症孩子时，能感受到母亲的坚忍；当我们拍摄关爱老兵网时，我们也是老兵的后人。”
另一种使命
觅民国纸香，寻先生足迹，守深圳情怀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应该有适应其本身的文化读本。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但民国老课本是一面镜子，其亲和、善良、言之有物的智慧，可‘派生’出适合现代孩子的东西”。
2008年，团队拍摄《发现少校》再来腾冲。邓康延偶然买到一箱民国旧书，其中有三册老课本。“鸠趁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共逐鸠去。”“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翻看这些朴素简洁的国文，宛如隔代沟通。他把这次邂逅视为远征军给予的馈赠，“当我看到太多的墓地墓碑和幸存老兵的苦难后，夕阳投下一道光亮。”他隐隐觉得，老课本是另一种使命。
之后，《深圳商报》、《读者》和《读库》纷纷登出“老课本新阅读”篇章，掀动老课本一时之热。他不断奔走国内城市的旧书市场，投入重金，沙里淘金，“如今收集有上千本老课本吧，花钱最多的一次是两万多，每次买书都把背包装得满满的。”
读者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他编著的简繁体版《老课本新阅读》，多次印刷。台湾作家张晓风一次买了十多本分送朋友，并找到他的电话打来，成为好友。一次在香港举办的三地作家聚会上，邻座女士问他：你就是写老课本的作者吗？我刚为你写了一篇书评。邓康延一周后收到了席慕蓉发表在台湾报纸上的文章，开篇一句是“我收到了一本奇书”。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穿梭在民国书报刊和老课本的记忆里，蔡元培、胡适这些伟岸形象平实走来，“民国的教育有理念有方法有体温。那些年，战士前方死拼杀敌，后方师生苦读，师生们知道每一寸学习光阴都是前方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每当逃难到一个地方，空袭刚结束，学生们就搬出小板凳上课——漂泊的师生就是教育的大河。”
邓康延很早就与江西电视台朋友商量要做‘20世纪中华文人的最后命运’。有一天突然想到两个字——先生，心头一震。“这不带姓氏前缀的‘先生’两个字一搁那儿，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清癯背影，穿着长衫望着远方。”
邓康延的“先生”回来之路，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聚合了国内京沪深四个一流团队，采访了上百人，耗资不菲。第一期拍摄选中的十位先生，六位是大联众棋牌长：北大的蔡元培和胡适、清华的梅贻琦、复旦的马相伯、浙大的竺可桢、南开的张伯苓；三位平民乡村教育运动的倡导者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以及独立学者陈寅恪。“这些先生开风气之先，守青云之志，不论怎样兵荒马乱，其言行学问尽显人类崇高的教育精神。十位先生中，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命运大相径庭，历史都能存名。我觉得，蔡元培想用美育替代宗教，丰子恺想用艺术来建国，去培育国民的审美观，可能更易于改变一个国家的风貌。”邓康延称，下一步他想沉潜于民国的美育教育，为当今教育中这块园地的荒芜或粗陋立一面镜子，“听一条河唱歌和发现一座山的四季换装，何其容易又何其难。”
“莲花山下，先生回来，看见莲花。”2012年8月16日，十集纪录片《先生》在深圳都市频道首播，同日延伸出来的《先生回来》展在关山月美术馆开幕，书和光碟同时发行，媒体和微博联动宣传。展览除了十位先生的文图影视、老课本实物，还加入了深圳人高小龙和南兆旭的民国书刊“故纸温暖”，让先生、学生、文化一脉相连。在展览留言簿上，一位历经抗战的老人写下他的长文感受，一位文化学者落笔只有四字：“肃然起敬”。《先生回来》展览几年间受邀巡展到北京798圣之艺术空间、南京1865凡德艺术街区、杭州中国美院、台北华山1914文创园红馆、北大沙滩红楼等地，皆成当月当地的文化热点。今年9月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又将开展，此次添加黄埔军校内容，形成更大规模的《文武民国——< 先生回来>< 惊涛伟岸>致敬展》。纪录片《先生II》的另外十位先生的拍摄也已在海峡两岸全面启动，并有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制播。而与先生相映生辉的十集纪录片《名媛》也已在海峡两岸同时开拍，“这也是深圳好友姜威去世前发给我的最后一份邮件的提纲演化。拍摄团队清一色女性，初稿撰写是深圳女作者徐棋楠，参与者有三位央视女编导和两位台湾女编导。”
因为拍了民国文的先生，邓康延几度赴台说服华人圈抗战影像第一导演陈君天先生，拍摄武的黄埔军校。陈导曾受蒋纬国托付，20年前已拍摄40集抗战全纪录《一寸河山一寸血》，1至6期的黄埔生口述实录就有十多人。72岁的陈君天先生带着深圳越众影视团队，风里雨里在大陆台湾拍了两年，深圳广电、华侨城、薪火文化倾力支持，广州黄埔军校纪念馆和海军部队襄助，做出秉笔史实的十集纪录片《黄埔》。201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之日，《黄埔》在深圳都市频道首播，延伸的《惊涛伟岸》展览在欢乐海岸创展中心开幕，两岸都来了黄埔老兵，当老人和深圳光明中学合唱团以及开幕式观众的黄埔校歌交汇在一起时，许多人落泪。一位画家在微信上说：我参加了那么多展览开幕式，只有这次是以落泪开幕的，感动着在场的所有人。
《先生》《黄埔》立的是民国文武之道。邓康延称，纪录片人更需关注当下，如果说《先生》是展现民国教育的人，那么随后推出的10集纪录片《盗火者》揭示的是眼下教育的事，这部由刘晓梅任总编导、越众影视80后编导参与的教育改革调查，凤凰卫视首播5集已形成轰动，腾讯视频点击量达到2300万次。而目前他们正在纪录还原的是深圳大浪虔贞女校的前世今生：深圳早期的教会教育史、本土客家文化和一段东西文明的碰撞交融，将一一回放。“这是久远的、少有的、敏感的题材，也是深圳本土独有的沉淀和挖掘，换做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可能难以启动。百多年前虔贞女校上课的钟声，发出了回响。”
邓康延说，对于深圳和深圳人，他想感谢的太多，期盼的也太多。他常问自己，深圳未来的力量在哪里？究竟能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什么？每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他相信气场，不论是历史现场还是当今深圳的移民土壤。
即将到来的8月26日是深圳35周岁生日，邓康延和几位朋友想在这天做点什么。他们计划从陕北请来干了41年的老电影放映员和他留存的深圳老纪录片，在特区生日当天，举行一个民间众筹活动，请老人用老放映机播放1983年的纪录片“建设中的深圳”。“用老电影开幕，再用创客拥抱未来的身姿，庆贺我们的命运共同体。”
邓康延说，“远征军、黄埔、老课本、先生、民间力量、今昔教育、云天的和草根的文化，等等，每一部都是有关联的，他们自身相互印证和连接，形成巨大的气场，你会不由自主受到感染和激发。我感恩这座城市无形的氛围和有形的支持，我们8年做了200多部（集）纪录片，包含许多突破性的题材，一半以上获得国家奖，体现了时代的包容和进步，得益于城市文化基金和民间资助，以及身边许多朋友和陌生人的关爱。没有他们，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今年邓康延辞去越众影视董事长之职，准备在民国的音乐和美术上继续寻迹觅香。“好像每逢8年我就有一次转折，而纪录片却是我终老的跋涉。”
人生履历
“深圳，这就是我的城市”
邓康延1958年出生于南昌，父母是外地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他在南昌读完小学、中学，1976年底插队江西三原县马额塬。知青劳作一年，粮食仅够吃半年，他觉得那时候才深切体会到鲁迅的“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滋味。幸好一年后赶上了恢复高考，在煤油灯下复习了两个月，鼻子都被熏黑。
邓康延说，他所在的生产大队中50多名知青考上了俩人，一位考上了体育专业，他考上了工科专业。临走前，队长塞给邓康延一书包鸡蛋。那时一颗鸡蛋和一个知青的日工分等值，大约都是一毛钱。推不掉村里人的一片真诚，“那包鸡蛋我一路上小心抱着。快40年了，我好像都在小心抱着这份爱。”
热爱文学的邓康延，为尊重父母“科技救国”的意愿，报考理工科，被南昌矿院地质系录取。“那是距大雁塔最近的联众棋牌，每天推窗放入雁塔来。”古都的厚重和课业的繁重，仿佛都成了他写诗的背景。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昌煤科分院。
此后几年间，他一面做煤矿地质课题、编绘全国瓦斯地质图，一面看文学书写诗文、翻译美国《读者文摘》，并陆续在《读者》、《当代青年》、《女友》上发表文章。与单位一墙之隔的江西电视台看重他的文笔同意他去台里工作，却激发了他去远方看更多风景的念头。
他选择了南方，深圳。
“1985年我就去过位于红岭路的《深圳青年报》应聘，这张报纸当年发表了不少观念突破性文章，我订了几年。应聘时，总编辑刘红军与我交谈十多分钟，翻了翻我的几篇作品，提笔写下一纸商调函。我没想到深圳是这般效率。”
随后他去了没有围墙的深圳大学，听了一节城市景观设计课，并与一位深大男生相识，当晚寄宿于深大的两人宿舍。当他兴冲冲回到南昌去办调动手续，院长却执意不放人。软磨硬缠，终未成行。
10年科研工作，有一天邓康延突然想到，眼前是看得到的未来，跨一步就是海阔天空的远方，还是得走。
1992年初，再到深圳他找到《深圳监察》落脚，做编外记者，每期能写半本杂志。适逢少儿刊物《红树林》正创刊，他被聘为副主编。一年后，《红树林》成立起来，邓康延又受邀去了早先就想去的《深圳青年》，做编辑部主任。在别人忙着炒股票、做生意时，他和同事们一心扑在杂志上。在一个宽松的氛围里，在一个有抱负有历史感的青年社长带领下，《深圳青年》发行量很快领先于全国同类刊物。
8年后，已不年轻的邓康延应聘了《凤凰周刊》创刊主编。器官买卖直击、官场腐败案例、瓦斯爆炸矿难、一座县城的全污染，以及朝鲜写实、两岸秘闻等等，《凤凰周刊》的封面故事，一再震撼国人。
有一次首席记者邓飞奇怪他熟悉地细改矿难稿，他回答：“这种疼痛是皮肤上感受到的，我就遇过巷道冒顶，还好没搭上命。”
还原历史
“纪录片就是未来的呈堂供词”
“纪录片影像，远比白纸黑字更有力量。它可以是未来的呈堂供词。”
邓康延有一天决定“投笔从影”，他觉得这是命运使然，合适的年月做合适的事。
2003年的一个黄昏，邓康延与朋友章东磐等人在荔枝公园边的餐厅吃饭。斜阳入窗，酒已半酣。刚从云南归来的朋友讲起远征军老兵无依无靠年过八旬还得下地种田的事情……听着悲壮复悲惨的故事，邓康延难以自已，一拍桌子说：“我们来为他们拍纪录片，再不拍就来不及了，哪怕辞了这个主编我也要拍。”
几个月后，《凤凰周刊》给了他创作假。邓康延与深圳一帮友人扛着机器到了云南腾冲高黎贡山。
做田野调查的云南人文学者孙敏拿出了一张60年前的黑白老照片，是一次军事葬礼：几十名中美军官肃立在大榕树下，望着一口棺木徐徐入土。“对我们那是一个转折时刻。很多战争纪录片都是宏大叙事，我们要从小事出发。大家决定，去追寻亡者的故事。”
由于电视台一个主管突然变卦，拍摄一时困顿。邓康延当即在山麓上给一位做生意的南昌老友打电话筹钱，第二天，20万元打入账上。
这部最早的中美远征军纪录片《寻找少校》，拍摄历时3年，花费各界朋友资助的一百多万元，最终纪录了美军少校梅姆瑞的前生和后代。梅姆瑞的女儿被邀请到父亲阵亡处祭祀，国殇墓园增添了美军牺牲人员的铭刻，中美盟军老兵看过片子相拥而泣。
《寻找少校》在太平洋两岸播出后不久，一位深圳观众晏欢登门拜访，推介一位还在世的远征军少校的经历，邓康延说：“拍”。那时，他已离开《凤凰周刊》，在深圳越众控股集团董事长应宪的资助下，成立了深圳越众影视，专心拍摄纪录片。
赵振英老人是黄埔军校14期学员，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曾远征印度滇西，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会场任警戒负责人。
起初，老人对拍摄连连摇手，称那是一段丑历史。文革时，赵老被判入狱20年，1975年提前释放。老人的儿子升学就业都受到牵连，拍摄中他慢慢了解了父亲，化解了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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